福州双杭“儒商”黄骏霖
    黄骏霖(1911-1989),福州南郊义序乡尚堡村人,是双杭地区“福州帮”巨富黄瞻鳌、黄瞻鸿家族的第三代传人,也是商人兼学者于一身的福州工商界的知名人物。
    骏霖乃瞻鳌之孙,黄如璧的长子。早年就读于福州英华书院;1936年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国文系。他的堂叔黄如涛是瞻鸿之子,为黄氏家族的第二代掌门人。早期随伯父经商,生性聪颖,才气过人。伯父因乘车跌伤脚部,卧床不起于1924年辞世后,如涛挑起黄家总管的重担,专心商务,管理黄家在各地的企业。上世纪40年代,因为战乱,福州形势紧张。他疲于奔命调整经营渠道与指挥物资疏散工作,积劳成疾。福州第一次沦陷前夕,大批棉布物资疏散南平,被国民党当局以囤积居奇论处,损失达20万银元。他因此大受刺激,一气之下胃病复发而逝。黄家失去了一位重要的商务掌舵人物。这时,其父年事已高,遂选择黄骏霖和其孙黄泽盛为黄家企业的第三代经营者。
黄骏霖曾执教学校——上海圣约翰大学
    骏霖听从叔祖之命,于1941年放弃在英华中学和上海圣约翰大学执教的工作,专心商务。担任上海“黄丰记”、福州“久安”绸布和百货商行及“大兴”酒库的经理。因国事日非,日本侵略,官僚资本搜刮,苛捐杂税严重,造成各业凋敝。黄家企业也每况愈下,骏霖遂淡化商务,继续其所向往和钟爱的“百年树人”的教学生涯。抗战的胜利对骏霖鼓舞很大。他不满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反对内战,向往进步,视家财为身外之物,萌生了变革黄氏庞大家业的举措。与其叔祖和从苏州大学弃学从商的堂弟黄泽盛,筹划收缩上海的企业,改家族“共财同聚”为各房“析户分居”;田产则取向农户“包产”的做法。黄家鼎盛时期经营的主业,除上杭街“黄恒盛”布行外,单房产就有192处,租金由专职雇员收取。总资产达200万银元。可谓“显赫巨富”、“富甲一方”。分财后,泽盛掌管“懋源”、“长丰”两家酒库,聘黄如庆为代理人。堂兄弟俩热盼福州解放。
    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的第三天,市军管会财经委即邀请黄骏霖,与刘栋业、蔡友兰、倪松茂、丁日初、王贤镇、陈希仲等参加筹组“市工商联”的工作。1952年12月市工商联成立后,他担任第一届监察委员会主委。他顺应时势,与时俱进,拥护党的工商业政策,积极投入抗美援朝、土改、镇反三大运动,并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同泽盛一起回乡,向农会献出田产,被评为“开明人士”。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他最先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把家产悉数投入公私合营;房产全部纳入对私改造而成为一个大户。由于骏霖思想上的与时俱进,在商界深孚众望,除担任市工商联第一届监察委员会主委和市酿酒业筹委会主委外,还兼任市民建秘书长,主持工作,组织和推动市工商界投入社会主义改造运动。1955年,骏霖弃商从教,先到厦门大学中文系,数月后辗转到福州,在福建师院中文系任教,与黄寿祺、钱履周、廖元善等教授共事,讲授“中国古典文学”课程,其中尤以“唐宋作品选”见长。那时,他正值中年,身材魁伟,风华正茂。“授课常常不是以形象生动吸引学生,而是以饱学博识吸引得学生如痴如醉”。他的饱学,是源于好学,可用“嗜书如命”形容他与书的因缘。他一生不停地读书,不管是经商抑或从教、从政,读书、买书、藏书都是他的爱好,从中获得渊博的学识、高尚的教养、理智的处世,做到审时度势,随遇而安,与人为善,诚恳待人。他所遵循的是“中国传统的士人之道”。充分体现了他的“儒商”与学者兼于一身本色。
黄骏霖遗像
    1958年,骏霖因工作需要调任市民建主委之后,连续三届当选福州市副市长直至“文革”开始。他身居副市长之职,却毫无做官当老爷的架子,平易近人,亲切随和,与街坊邻居常来常往,亲如一家。“文革”中他虽受到不公正待遇,但他心态平静,处之泰然。他痛惜的不是政治地位,而是“造反派”抄家时被没收焚毁的藏书。除珍贵的大量线装、孤本、善本,也包括他收藏的岳飞手书真迹的诸葛亮《出师表》。这一致命的打击,可能就是他晚年患痴呆症的原因之一。
    改革开放后,骏霖老骥伏枥,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积极带动原工商者开展咨询培训工作、著书立说、撰写工商史料、参政议政、落实工商业政策等,做了大量工作。虽患脚疾卧床,仍治事不辍。他历任民建中央委员,省民建副主委和政协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政协副主席和福州市副市长等职,被誉为福州工商界的“才子”。1989年病逝于福州南营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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