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的英语团队

林则徐登上中国近代政治舞台时,古老的中国正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自清道光年代起鸦片开始输入中国,并且进入宫廷,不过因为数量有限,民间吸食者不多,所以危害并不显著。随着英美势力在东方的扩张,英国商人看到了鸦片带来的巨大收益,于是鸦片在中国的输入量逐年增加,危害日益加剧。林则徐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率先向清政府提出禁烟,林则徐的禁烟运动严重损害了英国鸦片贸易的巨大利益,客观上促使英国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林则徐虽然一生力主抗击西方入侵,但其对于西方的文化、科技和贸易则持开放态度,主张学其优而用之。根据文献记载,林则徐至少略通英、葡两种外语,并着力于翻译西方报刊和书籍,对清代的洋务运动乃至日本的明治维新都具有推动和启发作用。本文就林则徐所拥有的英语团队进行如下的论证。

一、林则徐对培养英语人才的认知

林则徐最早开始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时间是道光十八年(1838),这年年底林则徐担任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禁鸦片。尽管他一到广州便向外夷公开宣布:“本大臣家居闽海,于外夷一切伎俩早皆深悉真详”,“夷情反复无常,我辈早皆逆料”,但事实上,林则徐在亲自办理“夷务”的最初阶段,他对世界的了解特别是对英国人的了解少得可怜。西方著名史学家马士称:“他的熟谙海疆事务只不过是从传闻得来的”,所以导致了林则徐一再出现重大决策上的判断失误。如他根据英国女王年仅20岁,“其叔父分封外埠,恒有觊觎之心;女王内顾不暇,窥边何暇”等信息,便得出英国无侵华倾向的错误结论;同时林则徐认为“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又得出了夷兵没有陆地作战能力的错误推论。

庆幸的是,林则徐很快觉察到自己对欧洲世界的无知,而且还认识到打通东西两个世界之间的关键在于培养和使用外语人才。在这个问题上,林则徐开始“时常探访夷情,知其虚实”的调查活动,并且开始重视英语翻译工作。在这个阶段里,他受到了当时有名的广州“外国通”梁廷枏的启发。梁廷枏(1796一1861),字章冉,清代文学家和史学家。道光十五年(1835)入广东海防局,十九年担任广州越华书院、粤秀书院监院和学海堂学长,著有《南汉书》《海国四说》《粤海关志》《夷氛闻记》《广东海防汇览》等。正是编写这些书刊的过程中,梁廷枏不但收集到大量鸦片战争以前中外贸易的资料,还采集海外旧闻及各种报章、西人著述中的外国资料,成为当时广州有名的“外国通”。关部豫坤书办郭桂船得知梁廷枏曾在海防书局任职,保存有许多外国资料,便请他“摘其切要有关海事”,送交林则徐。林则徐到广州后就下榻于梁廷枏任监院的越华书院,梁廷枏多次向钦差大人提出“此后,但以夷情来者见之耳”的建议,对林则徐影响颇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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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廷枏

当时生活在广州的美国传教医生伯驾,曾于1840年7月(道光二十年六月)写信批评林则徐的一些错误做法,云:“钦差大臣由于不解各国的法律,不晓得他们的强大,无意识地采取了与友好国家的惯例相抵触的措施,已经程度不轻地得罪了英国。……鄙人认为简捷的解决办法,就是需了解各个国家的特性和形势。”

另外来到广东后,英国贩毒商人颠地的言行对林则徐也颇有影响,如林则徐已注意到:“该夷民(指颠地)常与汉人往来,传习夷字,学习讼词,购阅印抄,探听官事;又请汉人教习中国文字”,这样的学习方式已使颠地突破了语言上的障碍,可以深入到中国人生活的各个层面里去,而相比之下,妄自尊大的中国官员则是“沿海文武员弁,不谙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而广州的现实却是“现值防夷吃紧之际。必须时常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始可以定控制之方”。这种语言上的差异使林则徐痛感自己的不足,而在外交中,林则徐不得不依靠当时品德与英语水平同样低下的通事去完成语言的沟通,这种现状只能使林则徐在外交中处于劣败地位。当时清政府的现状是,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当局,都没有培养自己专业的翻译队伍,当他们需要与西方人打交道。政府官员只得依靠在京传教士或外国人充任翻译。而在林则徐禁烟的过程中,他起码需要有向英国人传达命令的译员,解决英语沟通的问题已迫在眉睫。

二、林则徐英语团队的人员组成

于是严峻的英语人才问题摆在了林则徐的面前,林则徐决定在自己的官府里设立专事翻译工作的机构,从事口译与笔译的工作,这也许是近代中国官员组织翻译机构并且从事西方国家文献资料翻译之始。关于林则徐组建的英语团队的报导最早见于外国人在中国办的《中国丛报》。道光十九年五月(1839年6月),在该刊物第八卷第二期刊登了该刊主编、美国传教士稗治文题为《鸦片贸易的危机:纪事及官方文件等(续)》中提到:“钦差大臣(指林则徐)手下有四个中国翻译,全都学到了一些英语。第一位是个青年人,在槟榔屿和马六甲受到教育,曾受北京政府聘用了好几年。第二位是个老年人,受教育于塞兰普尔。第三位也是年轻人,曾就读于美国康涅狄格州康沃尔的学校。第四位是个小伙子,学就于中国,能准确、娴熟地阅读和翻译普通题材的英文文件。”虽然这份粗略的报导里并没有记下林则徐英语团队成员的名字,但已经可以看到,林则徐英语团队的成员素质是很高的,有留学于国外的海外学者,也有本土生长的英语工作者。

小德,指的是广东人袁德辉,祖籍四川巴县,他与美国商人威廉·亨特曾在马六甲英华书院同窗学习。东印度公司特选委员会主席梅杰里班克斯曾访问了这里,看到当时的学生语言学习情况:“几乎每个孩子都能流利地用中文和英文阅读《圣经》。他们中的很多人还能写一手漂亮的中英文。”袁德辉就在这所学校学习英语,他的美国同学亨特这样描写袁德辉:“(1825,道光五年)……从槟榔屿又来了一个大麻子中国人。他原来在那里的一所罗马天主教学校里读书,……他熟识拉丁文,而我们的中文老师个个都对他在中文方面的高深造诣感到惊异。他的名字叫小德,是四川省人,年纪在25岁左右。小德专攻英语,不是浅尝辄止,而是深入研究。当我离开那里回广州时,他已经取得了惊人的进步。书院里每个人提到他的时候都称他为‘读书人’,那是因为他学习时专心致志的缘故。”英语学成之后,袁德辉首先跟随两广总督李鸿宾进京任皇家翻译,1839年跟随林则徐来到广州,并为林则徐翻译出了第一份送达夷商的英文文告。这位“大麻子中国人”还在1839年7月(道光十九年六月)《澳门月报》第八卷第三期上刊登了第一篇由中文译成英文的文件。

亚孟:也叫“业孟”或“阿满”,亚孟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孟加拉人。亚孟曾在印度塞兰普尔的一所教会学校里念过十多年书,并曾在塞兰普尔地方用中文圣经协助马什曼牧师进行传教工作。当亚孟受聘做林则徐的译员时,据稗治文评论说,亚孟的英文水平较其他三位主要译员要差一些。

梁进德:广东高明人,又名亚秩,生于1821年,其父梁发是中国最早的基督徒之一。道光三年九月(1823年10月)被其父带到澳门请马礼逊施洗,十岁时亚秩即来到稗治文家中学习英语,因此比别人更早地接触到正规的英语。当时的英国牧师评价梁进德云:“他的英文已经研究得很好了,同时他并不荒废他的国文。他是一个沉静、谨慎和富于服务精神的青年。稗治文牧师对于他抱着很大的希望,希望他将来对于真道有大贡献,希望他将来能将中文圣经译本加以一番精审的修订。”1839年5月梁进德由澳门回到广州,在林则徐幕府里工作,他可能是最后一名加入到林则徐的英语团队里的人,却是“最精通中文和英文的一位学(译)员”。很显然梁进德是林则徐最看重的译员,因为在卫三畏谈到林则徐请稗治文去虎门现场观察销烟过程时说:“派人去请乔治文先生的建议是由他以前的一个学生提出来的,此人的英文非常好,林(则徐)聘他翻译外国报纸上所感兴趣的东西。”可以看出,梁进德在林则徐手下主要负责翻译外国报纸上的资料,他一直在林则徐手下工作到道光二十年十月(1840年11月)。

亚林:即林阿舍,英文名字叫卫廉·波特尔和,他曾在美国的学校读书。从现在的文献来看,亚林应是中国的美国留学生的先驱者之一,比通常文献里提到的第一个自英国毕业的中国留学生容闳还要早20多年。道光二年至道光五年(1822-1825)间,林阿舍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康反尔地方的公理会差会部所办的一所教会学校里念书,道光五年(1825),亚林由美国抵达广州,曾在广州的外国商行里教习英文。道光十九年(1839),他成为林则徐幕府中聘用的译员之一。

在林则徐的英语团队里,除上述四名主要译员,还有其他一些人也在史料里留下了姓名,如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九(1839),林则徐会见在海南岛附近遇难的英国子桅船上的幸存者时,资料中提及一名叫“阿东”的译员;道光二十年十月初一(1840),林则徐在给伯良的信中曾提及:“闻有陈耀祖者,闽人而家于粤,现在京中。厦门事即其所译。”可知还有一位叫作“陈耀祖”的广东人也被纳入到林则徐的英语团队里。此外还有在林则徐的《洋事杂录》提及的“温文伯”,容闳回忆录里提到的“入林则徐府”的周文等,还有一些曾在洋行里做事的中国人,都成为林则徐英语团队里的人物

综上所述,可知在近代中国与西方尤其是在与英国沟通的征途上,林则徐以及他的英语团队为探索西方世界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林则徐作为清朝的官吏,是打破中国士大夫的保守思想、带头突破语言障碍并积极向英语国家学习的人,而且从英语学习的角度来看,林则徐极有可能成为中国带头学习外语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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